项苏云：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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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苏云口述，李菁撰文
1939年，（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
苏云，是陶行知为她取的名字，寓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细品之下，总有那么一丝难言的苦涩与悲凉。作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仅12天，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更近乎一片空白。“偶尔想起来也会有些感伤，但是那个年代又不是我一个是这样的遭遇。”爽朗的项苏云轻轻一挥手，似乎不愿让自己陷入到那种情绪中。
父亲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苏云愿意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我对父亲的资料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加辩论。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会接受历史的评价。”今年（2008年，编注）77岁的项苏云已经看淡了很多。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没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为穷人办的一所学校，他的理念是穷人孩子也要受良好的教育。很多穷人交不起学费，拿袋子装点米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学校似乎是村里一个破庙，因为我还有在泥菩萨后面捉迷藏的记忆。晚上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和他家大女儿睡在一起。
但是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只是兑现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郭老师介绍我是项英的女儿，他让我们先住在那里，其实是在了解、审查我的身份。直到这时，我才对“项英”是谁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很熟，见到我后，他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确认后，我和郭青老师才被正式批准去延安。
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白天他去开会、工作，晚上接我回来，早上送我上学，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请郭青老师吃饭，我记得爸爸亲自给郭青老师斟上了酒，但我却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了下来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两个大人相视而笑。
1938年底，项英与儿女在延安，右为项苏云，左为项学成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1939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领导与周恩来合影。后排左起，袁国平、陈毅、周恩来、项英；前排左起，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邓子恢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项英(右2)与叶挺(中)等合影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
1939年，周恩来（右三）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与叶挺（右一）等合影
母亲之谜
母亲后来的命运多少与瞿秋白有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当时重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已怀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起撤离，突围时，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杀害了他。
江西苏区时期，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张亮找到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我猜想，父亲大约是在质问母亲：瞿秋白被杀害了，你为什么能活着出来？肯定也对母亲有所怀疑。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抓到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瞿秋白同时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与母亲张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合影。后排左起康克清、钱希均、周月林、贺子珍；前排左起曾碧漪、彭儒
周月林一直没停过申诉，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在当年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获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度过余生。1997年，91岁的周月林在新昌县去世。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在保持着一个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这件事情之后，他也险些被康生以某种借口除掉，但这些老干部是罗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罗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再让他们带我去见这个老人时，老人家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以我在延安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到我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拉哇拉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轰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林彪、林育英、毛泽东在延安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张浩1942年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等抬棺送灵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往事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1999年10月3日，“4821”留苏同学聚会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
我们去毛家湾见林彪的次数并不多。那时林彪的父亲还在世，我们喊他“林四爹”，去见林四爹的时候，偶尔会见到林彪。林汉雄的大哥在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他想到北京见“林副统帅”，我们给林彪打电话，结果他的秘书只是送来了几本语录。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还是联系上了林家，叶群带话来，说林彪身体不好，只能谈20分钟。
1975年左右，我们以婆婆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家里情况反映了一下。很快水电部派人来，接我和婆婆与林汉雄见了一面，原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总后勤部的某个地方，负责他的专案组成员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关了4年的林汉雄被放了出来。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牵连，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项苏云接受凤凰卫视采访
每天一讲 发表评论于
项英在皖南事变时的表现，尤其在最后关头带着几个心腹擅自脱离大部队逃亡，说明此人人品很有问题，人算不如天算，死有余辜。而当时作为新四军的另一个领导人饶漱石却临危受命，不辱使命，最后在解放战争中饶漱石任华东军区暨华东野战军总司令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BillyZ 发表评论于
绞肉机组织里没好人，共匪----世界最残暴的恐怖组织。
yazimoi 发表评论于
这种人说沧桑，也是种不要脸了，老革命们至少四代人都剥削阶级，剥削中国老百姓过过特权的日子。。
注册很麻烦 发表评论于
小孩也要检举揭发抓特务，看来从那时就开始了
毛畜邓屠 发表评论于
共匪没有一个好东西，死有余辜
我胖我的 发表评论于
如果项英真是那么对张亮的，那他太狠了。组织结论没下来，怎么能把人哄走呢？太伤人了。她事后独自把孩子送到延安，足以说明她没有出卖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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